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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许善达

我们国家从2013年开始，关于税制的事在学术界就有很大的争论，有几场。一个是当时讨论宏观税负要不要降低，很多专家认为应该降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应该提高，也有专家认为不要提高，也不要降低，税负水平还不错。这个口水仗学术界争论了三年，到2016年3月份，中央政治局做了决定，降低宏观税负，这是一场在中国税制改革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调整。然后是营改增，有很多困难，营业税是地方税，引起中央、地方收入的变动是非常复杂的，中央预算、地方预算都要相应的调整。营改增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干，但是什么时候干，要不要全面干又有一场争论。

2012年，那时候俞正声是上海市委书记，他主持在上海选择若干行业试点营改增开始，到2016年两会，李总理在两会上宣布2016年5月1日全面完成营改增这个任务，这个争论也就结束了，认为可以不全面做，做一部分等等这些意见都被否定了。第三个争论，营改增意思降低宏观税负这个任务是不是完成，说不能减费，不能减税，认为营改增减税已经减不少了，不能再减了。2017年，营改增一年以后，俞正声主持安排政协成立一个调研组，专门来调查营改增的效果和如何完善以后的税制。这个报告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提出来营改增以后还要继续减税，包括增值税还要继续深化增值税的改革。

当时我们在政协开会，俞主席作为政协主席在总结发言里头肯定了这个意见，肯定这个意见作为政协的报告就送到了有关的方面。包括有关部委、国务院都收到我们当时政协经过俞主席批准的报告。这是2017年的8月份开的会，又在深化。

要继续减税减什么？这时候就是提出来在给政协的报告里，包括这个报告专门讲的就是增值税的减税措施，就是把中国现在增值税里最不规范的一条要改掉，这条就是留底税款的政策，技术性比较强，欧洲的规范增值税每个月核算一次，消项减进项，如果大就交税，如果少税务局给你退税。我们国家从1994年开始实行增值税，开始的方法就是消项要是大于进项就交税，消项要是小于进项，不退税，我们留底。这是当时不规范的，有一个历史条件，1994年就定下来了。

现在在政协这次调研，包括还有形势发展，留底税款这个不规范的政策对整个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急剧加大。因为留底税款在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所有买设备的钱都相当于预缴40%的税款。所有基建要预缴11%的税款，投资就要预缴这么多的税款，什么时候你投资完成了再来对冲。现在是鼓励投资，投资增长率在下降，但是对于投资还要让企业预缴这么多的税款，显然跟总的供给侧改革的方针有不相符合的地方。

由于营改增以后，购进税款的数额增加很大，因为这个数字政府部门没有公布，但是我有一个估算。现在累计的数字已经到了上万亿，而且每年新增的数量也是不少，相当于在推动供给侧改革，在鼓励企业投资总的方针下，我们加大了对企业预缴税款的力度，这个政策和我们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改革，特别现在要提出经济转型，要向高质量发展，我们鼓励的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发展，而这个政策恰恰对于越是高科技、越是重资产的预缴税款的量越大，承担的负担越重。

而且从性质上说，相当于政府的负债，还要企业提高自己的杠杆率、提高资产负债率，缴纳利息，来为政府提供无息的债务，这和整个国家关于降低杠杆率，特别要降低企业杠杆率，跟国家金融方面的方针也是不完全符合的。而且在各项税收政策里面，它的负面影响现在看是最大的，而且还在急剧扩大。所以我们在报告里特别提出来，要把这个作为深化税制改革最优先要解决的。

这个报告完成的这段时间，非常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决策层已经在方向上接受了这样一个改革的建议。最近国务院开了会做出了关于税制改革，增值税做了三项决定，第一就是降低增值税率，从17%降到16%，第二是小规模纳税人降到一年销售额500万，第三项就是选择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研发企业，还有电网公司要推出留底税款改为退税的政策。

前两项5月1号就实行了。什么是先进制造业？什么是高科技研发的企业？解决退税有一个（问题），增量怎么决定，还有存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起来设计方有一定的困难。现在国务院已经做出决定，有关部门正在设计这个方案，这应该说是决策层做出关于深化税制改革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这个报告还是发挥着作用，我感到这个工作做得还是很有效果。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我们国家的所得税问题也有很多需要加快改革的，我就不详细说了，报告里面有很多条。我想主要想说三条：一条是在企业所得税里，劳动力成本偏高。劳动力偏高，并不是说职工的工资领高了，是我们在税制上导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高，而不是职工的收入高。

我们讲了三方面，一个就是工薪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个人所得税分了很多类别，工薪个人所得税高了45%，已经太高了，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工薪是劳动所得，不是资本，也不是金融所得。现在使得很多高科技的人才，高级管理人员等等，都是劳动挣工资的，但是他们交的所得税比重、税率就很高，迫使企业为了雇佣一个高级的人才，要支付更多的劳动力成本。

还有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缴费率现在除了广东、除了浙江降到25%以外，全国普遍是40%，这个率也是很高的，国务院已经做了决定，要化转40%的资本，用这个钱降低缴费率。我们国家这个决定已经做出来了，如果看媒体报道，有一部分央企已经开始把10%化转。要求全国各地国企都要执行国务院的决定，但是也要一步一步地做。如果我们把这个事落实到位，能够把社保缴费降下来，我想至少要降到广州、浙江的水平，这样我们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还是会有一个相当幅度的降低。

第三个劳动成本高的原因就是房价。一般说住房的房价高低是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的人和居民的问题，居民买房子或者租房子要支付过高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因为房价的上升，造成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表现得很充分。去年年初深圳有一场波动，由于深圳的房价那一阵涨的非常高，非常多深圳的员工要求涨工资，如果不涨的话就交不起房租，而且迫使深圳的企业搬到东莞去了，因为东莞的房价便宜，包括华为这样很优秀的公司，相对企业工资水平比较高，也搬了一部分工作单位到东莞去。

房价一般来说是居民解决自己居住条件，但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劳动力成本要降低，对企业的发展，能够雇佣一些高科技、高级管理人员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来解决这几个问题。

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不止这几个，这次特别讲到跟美国，去年特朗普提出税务的法案，降税率由35%降到21%，降了这么多。但是我认为整个税制改革方案中有两项政策格外需要中国注意的。一条就是2018年允许企业购买设备的投资，一次性计入成本。折旧是什么？折旧是投资者回收自己投资的一个渠道，折旧时间越长，你回收的越慢，折旧时间越短回收的越快。结果特朗普这次税制改革，允许一次性把买设备的钱计入成本。

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做2018年的报告说要亏损100多亿，但并不是企业出了问题，而是今年要买多少设备。因为这些设备都可以一次性计成本，所以我要亏损。从实质上说，特朗普这个政策等于在企业购买设备的时候，政府给你提供无息贷款，什么时候赚了钱什么时候再交税，这跟我们的留底税款正好是相反的，留底税款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要给政府预缴税款，特朗普政策是你买设备我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这两个反差是加大了我们的压力，这是特朗普税制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所有企业和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一下，这项政策对于美国企业的发展，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会对中国间接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美国还有一个政策我认为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美国的税制，要是在海外挣了钱汇回美国要交税，比如过去是35%的税率，就要交35%的税率，所以很多企业的利润不往美国汇，就在海外循环，不汇回美国，就可以不交税，但是所得一直在海外，不能回美国，回美国就要按照过去的税法交35%的税。

这次特朗普为了吸引这些钱回美国，税制改革方案里搞了一个政策，海外的利润汇回美国，最低的按照几个类别，最低征7%，最高征13%，不到14%，原来需要交35%税的所得，现在汇回来，最低收7%，最高收14%，所以现在已经有美国的跨国大型企业开始把海外赚的钱汇回美国，意味着什么？这些公司汇回美国的利润用于投资，不会投资一般的制造业，现在所谓蓝领工人的钱不会往这儿投，一定会投到高科技领域。

如果美国有这么多钱，有一个企业就准备汇四千亿回美国，准备交380亿的税，把四千亿的利润汇回美国，一个企业就有这么大数量进入高科技领域，假如有若干企业都采取这样的办法，说明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投资会有巨额的增长，这种巨额增长非常有可能使得美国的科技水平会实现一个档次的提升。

我看到的两个消息给我的感觉非常强烈，一个是美国IBM公司宣布已经做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一个是英特尔公司宣布量子芯片在5到7年之内可以辅助应用。量子计算机跟电子计算机是什么比较呢？我看到一个信息说，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量，如果按年计算，量子计算机只要几秒钟，也就是说很多在电子计算机下做不成、破译不了的事，量子计算机一旦能够扶助应用，那些算法、密码系统统统都不在话下，英特尔说5到7年，就是2025年，因为我不是搞技术的，不能预测哪一个美国的技术一定如何，但是我感到如果有这么多钱都投到高科技领域，出现这种档次提升的概率一定是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跟美国之间还有点追赶，工业2025我们也要做量子技术，也要做智能，有很多我们要做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高技术的萌芽状态、发育情况，如果跟特朗普政策培育环境下的比，很可能出现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的局面。

现在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在一个惊喜的税制，税制不仅仅在经济体内部起作用的制度，过去我们的税制教科书讲的税制是干什么的，第一是给政府筹钱的，政府需要花钱，第二是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包括居民的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过去的理论都是这样讲。

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现在来看，税制建设第一个原则，应该先确立这个经济体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有没有竞争力，税制具备不具备让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全球能够不被别人所淘汰。所以我们的标题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原来在没有特朗普减税之前就存在这个问题，特朗普减税以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给我们增加了新的挑战，加大了我们的困难。

所以从2013年开始讨论宏观税负，2016年降低宏观税负的决议，全面推行营改增，然后再说营改增以后仍然要减税，这些政策的决策都已经做出来了，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现在世界上的竞争是非常尖锐的，轻轻松松的日子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税制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已经作为决策出台了，还有一部分我们也送给有关部门研究，但是这个事并没有完，即使我们的研究报告里有这些内容，还没有完。

比如说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次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就是集团纳税问题，在座的可能有大企业的纳税问题，集团纳税跟发达国家在集团纳税的制度上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央、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以法人为单位来交税的，作为整个集团汇总集中交税的份额是很小的，但是这样的制度能不能实行，对我们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报告里有这些内容，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

将来中国经济发展还是要形成一批大型集团企业，由大型集团企业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如果大型集团发展不起来，光靠中小企业，整个经济实力也不会强，因为真正的经济转型，真正的提高经济的技术含量，主要还得靠大型集团，无论是我们看美国、日本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格局。我们的报告是阶段性的，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再往下研究，我们希望报告能为中国税制深化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全世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做一点贡献。